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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京農業大學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的劉啟振博士介紹，絲綢之路是古代中華文明與外部世界聯系的一條重要人文紐帶，大量域外農作物隨著絲綢之路的發展而被陸續引入，不僅增加了農作物的種類，也對中國的農業生產和飲食結構變遷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在我國現有的農作物中，名稱中帶有“西”“胡”“番”的基本上來自域外。
漢唐時期，中國引入的農作物大多原產于西亞，也有部分源于地中海沿岸、非洲或者印度，它們大部分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傳入的。
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16世紀后期，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建立殖民地，一些美洲農作物開始傳入菲律賓，再由菲律賓傳到南洋各地，并進一步傳到我國，這時，正是我國的明清時期。美洲作物的引種與傳播成為明清時期我國農作物引進的一個顯著特點。據記載，當時引入的農作物有玉米、番薯、馬鈴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番茄、菠蘿、腰果、可可、煙草等近30種。
“漢唐和明朝傳入我國的農作物有非常鮮明的不同特色。簡單地說，漢唐時期傳入我國的農作物以水果蔬菜為主，明朝之后傳入的主要是主糧。兩者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劉啟振解釋道，明朝之后傳入我國的糧食作物是“救命”作物。“番薯、玉米、土豆基本上都是救荒救命的作物，從明朝之后中國的人口開始突破了六千萬、一億、兩億，至清末已經突破四億。”
中國引進栽培了許多來自域外的農作物品種。這當中大多數的植物被長久地流傳了下來，成為比較常見的農業作物，也有一些則只是曇花一現，成為匆匆的過客。這種保留或淘汰的機制，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會因素。“這首先與我們的土壤、氣候等自然環境有關系，其次還與國人的口味有關。有時候國外人喜愛吃的食物并不一定符合中國人的口味，其在中國的傳播和推廣就會受一定的限制。”劉啟振說道。
域外農作物傳入中國的途徑
劉啟振介紹，大量的域外農作物主要是通過使臣朝貢、商旅貿易、戰爭沖突等途徑通過絲綢之路陸續在中國引種并傳播的。當然，也有民族遷徙、游客旅行等方式傳入我國的。
根據劉啟振對大食與唐朝互動的研究，每一次大食使臣朝貢都會帶來特產方物進獻給唐朝皇帝。在唐政府保護之下的大食商人帶來許多新的庭院植物以慰藉思鄉之苦，同時也販運來了很多的大食物產，其中以香藥為大宗。
歷史上的中國軍隊絕大多數由農民組成。大軍所到之處，除了完成攻城略地的軍事任務外，自然也會注意當地的特有農業物產，甚至會將種子帶回原籍試種。作為重要水果的西瓜，其在中原的引種和傳播便是如此。
“明朝之后，農作物引進主要通過‘海上絲綢之路’的商貿和‘走私’途徑。我國東南沿海的
浙江、
福建及
廣東省很早就有下南洋的傳統，其中可能也有一些人直接到過美洲大陸。他們從當地帶回了一些高產及口味好的作物。由于明朝中后期以后，中國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出口和進口都遭到嚴禁，‘走私’就成了這個時期農作物引入的一個方式。”劉啟振解釋道。
域外農作物傳入的深遠影響
經由海陸絲路傳入我國的域外農作物，豐富了中國的物種資源，促進了種植業、園藝業的發展以及居民飲食結構的調整，對人民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
這些影響首先表現在為我國植物油生產提供了重要的原料。漢代以前，食用油料的來源主要是動物油脂。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沒有找到含油量高的植物。芝麻的傳入為我國利用植物油打開了一條新途徑，所以芝麻傳入不久，我國便出現了植物油生產。直到千年以后的宋代，油菜和大豆被利用為油料，這才打破了芝麻獨霸“植物油界”的局面。后來，花生和向日葵的傳入，又為我國的油料生產增添了新的原料。我國主要的油料作物有四種：芝麻、油菜、大豆和花生，其中海外傳入的作物就占了一半，由此可見海外作物在我國油料生產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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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域外傳來的農作物為我國的衣料提供了新的原料。我國原有的衣料主要是絲、麻、葛、毛四種。棉花是從漢代開始傳入我國的，而且主要是在邊疆，對中原地區的衣著沒有發生多少影響。到宋元時期，棉花開始從邊疆分南北二路傳入中原，由于棉花在生產和加工方面有許多優點，因而使中原地區以絲麻為衣料的局面開始被打破，并且很快就被棉衣所取代。發展到明代，棉花已經成為中國人的主要衣料。直到化纖原料發明以后，棉在衣料中仍保持著這種重要的地位。
再次，豐富了我國蔬菜的種類。在我國大部分地區，夏季的蔬菜品種一直不豐富，所以每當夏季，常出現“夏缺”的現象。我國在從域外引進的作物中，有不少是夏季的主要蔬菜，比如黃瓜、西瓜、番茄、辣椒、甘藍、花菜等等，這就改善了我國夏季蔬菜品種單一的矛盾，從而奠定了我國夏季蔬菜以瓜、茄、菜、豆為主的格局。
最后，緩解了我國糧食供應的緊張局面。番薯、玉米是兩種耐旱耐瘠又高產的作物，適宜于比較貧瘠的丘陵山區種植。其引入時正值我國人多地少、耕地不足、糧食缺乏的矛盾日益嚴重之時。引入后，在開發丘陵山區，緩解我國糧食不足的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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