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Facebook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趕到了
北京。他從機場出來，沒有耽擱，徑直趕往清華大學。當天下午，扎克伯格穿著一件連帽衫，出現在清華經管學院的一間教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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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的另一重身份是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2014年他加入這個委員會后，每年都會到清華來與學生交流。這次經管學院舉辦2017年“顧問委員走進清華經管課堂”系列活動，他自然也不會落下。
除了扎克伯格外，這個顧問委員會的名單大佬云集。它由數十位跨國公司董事長、商學院院長、知名學者（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以及中國政要組成。目前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中，半數掌門人都在其中：蘋果CEO庫克、微軟CEO納德拉、Facebook CEO扎克伯格等等。
這些大佬，只是清華在全球吸引到的人才中的一小部分。現在大概是1949年后清華最光芒閃耀的時刻：它財力雄厚，光是接受校友捐助就已經超過25億；它規模宏大，現在占地450公頃，猶如一座微型城市；它人才濟濟，本屆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3人曾在清華學習。
往日，那是我在舊茶舍喝茶遇到的一件事。租樓的準“樓主”與一位內急的鄉人，為了是否文明而做了一場互不相讓的舌戰。
二人在惡語爭執，聽了揪心也很俗，顧不得分辨各自憤怒的話里用了一些什么樣的“不潔”詞語，我從茶舍窗子探頭去看院子一角被內急打濕的地面，那里是我認識的一個朋友為了“插空”栽下的一株西葫蘆，苗株還小，周圍畫上了“尿龍”，我想，那內急的鄉人，如果可以找到一處適合方便的地方，他是絕不會面對這個角落，為那株苗灑了內急的水，也是他意識里的“準文明”吧，因為這是有機肥。而院落的準主人想的是，在“我家”院子敗興，那不是找上門的欺凌之舉么！豈可善罷甘休！
這是不同文明的挑戰與較量，只是沒有干戈相向。我常常想，東西方的文明為什么不能融合？當然不是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的簡單碰撞，也許文明的內臟應該貯存的是價值觀吧，如果價值觀沖突了，我看你的“文明”就是滿身倒鉤刺，我看你的“文明”就是無理繞三分，那就不僅僅是挑剔了，如果起初文明僅源于一般性的挑剔，彼此做一點文明的溝通，或許彼此的文明可以化解彼此的認識差異吧。
想想也是，那片當初被浸濕的地方早就成為廢墟，拆遷的推土機早就把那里來了個改天換地，當初的較勁，顯得那么沒有意義，如果雙方再來這里面對，甚至連相互挑剔相互指責的興趣也不會有了。
大師之問
9月8日，清華大學校長邱勇邁步走進清華大學校史館，他要在這里給31位長聘教授發放聘書。這是清華大學106年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國內高校首次舉行長聘教授聘任儀式。據外界解讀，這其實是借鑒了美國終身教授制度。
1941年，正值清華建校30周年。當時外敵入侵、家國破碎，清華大學與北大、南開等幾所名校，遷居
云南，成立西南聯大。雖然時局動蕩、人心倉皇，但那仍然是中國高等教育最精彩的時光。在30周年紀念儀式上，清華收到一封美國大學的賀電，稱贊其短期內取得的成就：“中邦三十載，西土一千年”。
喜歡你寫代碼的全神貫注，像發著光的偶像，聽著鍵盤敲擊的聲音，會不自覺的對你臣服，心甘情愿做你的小迷妹。
但這種氛圍，在此后數十年間再未出現。2005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看望錢學森，聽到這位清華走出來的大師一句感慨：“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
“錢學森之問”，成了梅貽琦“大師論”之后，中國高等教育的續篇，也成為清華大學的一個心結。
又紅又專
今年93歲的王煒鈺是清華建筑學院的教授，據她回憶，1949年后，“大師”仍然是清華建筑系念茲在茲的問題。“我們在教學討論中，大家的期望就不光光是培養一般的建筑師，而是要培養‘大師’。”王煒鈺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當時他們提出的要求很高，并不打算培養普通的建筑人員。
但這時候，風氣已經變了。1952年下半年開始，全國高等學校普遍開始了以“學習蘇聯先進教育經驗”為主的教學改革。在這場改革中，清華不但改變了英美教育傳統，構建起新的高等教育模式，而且院系也進行了調整，原來的人文、社科專業相繼消失，清華逐漸變為一座工學為主的學校。
蔣南翔可能是梅貽琦之后，對清華影響最大的校長之一。他也是清華校友，1932年考入清華大學時，校長正是梅貽琦。入學第二年，蔣南翔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5年，北京高校爆發了“一二 · 九抗日救亡運動”，蔣南翔是主要領導者之一。在黨委指示下，他起草了《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同胞書》，其中有一句寫道：“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1949年后，他原本在共青團工作，1952年開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黨委書記。上任之后，蔣南翔一直強調對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如1962年的迎新大會上，他在發言中提醒剛剛入學的新生：“我們同學雖然是學工科的，將來要參加工業建設方面的工作，但是政治的重要性決不可以忽視。一個人的成就和他對社會貢獻的大小，不只取決于他的業務能力，政治往往成為更重要的決定因素。”
“我剛到清華來時，就聽到蔣南翔校長特別提出‘我們要特別明確培養什么樣的人’。”王煒鈺回憶道，雖然清華也很重視業務，但談到人才培養時，“永遠是提又紅又專”。如果一個人不夠“紅”，道德方面有問題，“即使業務再好，也不能成為對國家或社會真正有用的人”。
安德烈亞斯曾多次訪問清華大學，1997-2001年間陸續在清華呆了20多個月，并根據此次訪學經歷完成了《紅色工程師的崛起》一書。在他看來，清華大學趕上了中國兩次政治人才選拔的變革時期。“1977年之后，在鄧小平領導之下，中共中央決定把這些‘紅色工程師’引入行政系統，治理國家。在這種新的理念之下，很多清華培養的人才，出任政府管理者。”安德烈亞斯分析道。199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開始飛速發展，政府管理機構對人才的需求轉向經濟學、管理學和政治學等領域的人才，而在此之前，清華也恰好改變了以工科為主的辦學思路，開始建立經濟管理等經濟、社科類學院和專業，這時候的清華大學“仍然是培養政治領導人的第一學府，沒有其他大學可與之匹敵。”
“世界一流大學”
2001年完成訪學后，安德烈亞斯還曾回過幾次清華，也與很多清華教授保持著聯系。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清華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有大樓拔地而起，“學校周圍也聚集了很多資本，大學社區與附近的平民百姓的社會距離被拉大”，安德烈亞斯說，這種現象存在于很多大學，“但似乎在清華尤其顯著”。
清華確實變得越來越有錢。據各校公布的2017年預算中，清華大學以233.35億名列第一，比第二名的北大高出近40個億。除了國家撥款外，清華校產、校友捐款都給清華帶來數以億計的收入。雄厚的財力，使得清華有能力引進更多人才。他們開始全球招攬專家人才，甚至把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請回清華。據報道，為了迎接楊振寧回來，清華專門為他修建了一座小樓。2006年，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的陳希親自找到在普林斯頓工作的施一公，請他全職回國工作。據清華大學官方統計，現在清華大學擁有諾貝爾獎獲得者1名，圖靈獎獲得者名，中國科學院院士45名，中國工程院院士33名……但錢學森之問，仍然沒能解開。清華大學在人才培養上，與世界一流名校仍然存在差距。早在1999年，清華大學就制定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規劃（1999-2001)》，提出“到2011年，即清華建校100周年，爭取把清華大學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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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施一公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回清華工作，當時他也是懷揣著一個世界一流大學的夢回來的：“如果沒有世界一流的大學，一個大國可以在某個方面取得突破，一個小國也可以達到全國富裕。但是，綜觀近代世界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可以在高等教育落后的情況下，真正成為全面領先的世界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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